半岛全站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后，卫生健康问题成为人们首要关心的民生福祉问题。在“十四五“规划中，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被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完善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成为了当务之急，但也绝非易事。
后疫情时代中国应当如何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创新的政策支持之下，医学创新又该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发展之路？中国应当如何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在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中，医疗成果的快速转化至关重要，既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化的产业投资平台。相对于美国和欧洲的成果转化，国内的医疗成果转化还有很大的差距，应当如何破局？带着这些疑问，主持人李策走进华山医院，与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上海传染病与生物安全应急响应重点实验室主任张文宏有了一次相约问答。
张文宏认为，全球疫情防控体系亟需系统性变革、能力提升与国际协同，从而避免全球新的疾病大流行的发生。从局部修补到系统性的变革，既有赖于新质生产力赋能医疗科技创新，又需要整合医学、公共卫生、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的力量。此外，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科研成果的转化至关重要，未来新技术将广泛应用于疫情监测、预警和防控体系中，提高救治效率和准确性。
值得关注的是，基于超大型城市上海建立的一套传染病临床诊治体系（简称上海IDC网络体系）正在不断建设之中。这一体系将明确不同级别的诊治中心的建设标准和实施方案，细化各诊疗中心的职责和任务，制定高效协作的方案，形成分级转诊、协同救治、人才培养等全领域的流程化、一体化的运作体系。
李策：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政府是否会在传染病的早期预警、早期诊断、早期干预上建立体系或者科学的平台，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的流行性疾病？尤其是在科技领域，大数据、AI等领域取得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张文宏：疫情后，全世界对整体的大流行的准备都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2024年1月份，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中，世卫组织再次提出，我们要应对未来的大流行，包括所谓的X疾病，也就是说像新冠这样的疫情在人类历史上可能不会是第一次，可能本来就不是第一次。
我们在1918年的大流感之后到现在为止，这其中经历过很多次大疫情，只不过像这样的超大疫情，可能就是新冠和1918大流感。所以曾在2018年，全球的科学家和相关的政府等就已经有过一次研讨。但即便是研讨了，在准备方面，还是觉得有所欠缺。
在这里就包括如何对大流行做好预警、监测，同时如何在药物和疫苗方面做全面准备。第一，当然是预警，因为预警如果慢了，等出现了大流行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已经造成海啸一般的疫情，这时候再去控制，就已经非常艰难。所以我们一般认为要有个很好的预警体系，就可以允许足够的空间为后面的创新能够产生及时的药物和疫苗提供机会。所以预警和创新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而中国在这之后，也包括在今年两会期间，有很多代表都提出，如何在原有的疾控监控的基础上，把整个监测、检测、预警做得更加全面、深入、多维度，同时把信息打通。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作为国家传播医学中心，在前期也做了一些探索，也就是通过国家的支持，为中国的很多医院，建立了一些出于临床单位这边的信息化统一，以及临床检测能力的提升，做好第一手的预警网络。这个网络我们也是为了着眼于未来和国家多层面的一个预警体系，也包括现在对地下污水的检测，看看一些流行的病毒或者现在流行的高峰下去了没有、起来了没有等等。
像这种从环境到现在的医院，再到社区，这样整个的一个检测的监测网络建好以后，我们总会在第一时间发现疫情，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在早期进行防控。早期防控以后，就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间。
在新冠的第一阶段，中国曾经控制得非常好，为后面大家做研发打开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只不过就全球范围内，在上一次新冠我们整个的全球的研发，包括药物、疫苗，已经较以前有了很大地进步，但是就未来的应对而言，这些速度可能还是不够的。这就是我们在预检体系的基础上，要加强药物、疫苗等一系列的创新推动。这里当然也会包括新质生产力，如何在疫情防控、大流行准备当中有所体现。
李策：医疗相比其他领域，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因而科技成果转化更为复杂。数据显示，我国每年重大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仅为20%，而医疗科技成果转化率还不足8%，线%，从您的实践经历看，您觉得当前医疗成果在产学研一体化的过程中有哪些障碍是需要克服的？
张文宏：主要原因还是整个体系的建设和投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我们今天都很重视产学研，也就是说，研究的成果能迅速地转化，转化好又能进医院，能应用。但是这每一个环节都会有很大的障碍。简单来讲，我们总体上在研究方面的投入，比如研发，中国整体在研发方面投入的经费和国际大型研发单位相比，还有一段非常大的距离。那就是产生一些新型的东西，我们的技术还不够。即便是我们现在有创新的东西研发出来，转化的失败率也非常高，这就意味着我们从研发到转化要有非常多的投入，来弥补非常高的失败率。比如，在100个新药中，最终能够上市被临床充分应用的可能只有1个；10个进入临床研究的，可能只有一个能成功。这就意味着10个候选的新型药物，通过充分研究，做了大量的研究动物试验，真正进入临床试验的可能只有10%；进入临床试验最终成功的，可能也只有10%，那么总共加起来就只有1%。这就要求我们临床研发的基数投入要非常大。
第三，需要大量的人才，大量有经验的团队半岛全站。在这方面，由于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人才积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整体上来讲，与发达国家和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
因此，今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的讲话都提到新质生产力，以及国家要为这样的新质生产力做好充分准备和投入，就是为了加快新型技术的产生，加快新型技术产生以后的转化，从而进入市场。所以最终能否顺利进入市场，也是对研发能否成功的重要的保证。
李策：转化率低，是不是跟考评机制也有关系？在过去，很多研究人员的成果，往往追求的是发文章、评职称，很多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用于转化。随着国家对成果转化的重视，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应该如何改变考评机制，从而有效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落地？
张文宏：这些方面很多有识之士都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在实施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很多人认为，我们给科学家的投入，可以没有考核标准，应该给他足够的时间。既然追求的是长期的投入，就应该耐得住寂寞，而不是每年去考核他的论文和基金。
但是这样一来，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了考核标准，那么就很难区分哪些科学家是真正在做有价值的东西，哪些科学家做的工作最终是没有成果的，也不知道哪些工作是毫无意义的。这就会使现在大量的科学投入失去它明确的目的性，大家纯粹为了投入而投入。
我们现在国家还是以项目制为主，即申请了项目后再投，但是决定投或不投，又是根据你发表的论文和曾经做的基金，所以在项目设计方面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怪圈——最终看的可能还是论文。那么这样一来，科研人员就会纯粹去追求论文，这就导致很多论文可能仅仅是为了论文而论文。最终，虽然有很多论文，但是真正拿到项目后，成功的概率依然很低。而且因为投的项目总经费有限，投的人也不一定对，纯粹通过论文写作，最终出来的研究团队，最终能否解决我们实际的问题，其实都是未知数。
所以将来在投入方面，提出的建议是好的，但是在落地方面，还是要分类执行：有哪些是纯粹的科学，我们要求对于做纯粹科学的人才有非常好的遴选机制。但是一旦决定让他去做这样的基础工作，就不要给他非常苛刻的考核，非要每年出一篇论文，而是给他足够的时间。但是对于那些准备做产业化的人才，我们应该进行非常严格的考核，可能要定期、分阶段地出阶段性的成果。对于那些有可能有高风险的项目，那么我们的投资团队，包括国家也好，包括一些基金也好，要有足够的耐心。如果大家都统一采取当前在投资界非常热门的所谓的“对赌机制”，我们就有可能会纯粹为了追求对赌的目标而去做一些不一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在一个项目的转化和临床的应用方面，我们在项目的投入还要做很多改革。
所以总而言之，未来在科学研究和转化方面，有一系列的工作还需我们不断探索。当前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构想，对于未来的科技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相信中国的科研体制的建设也会越来越好。
李策：产业基金是成果转化的重要一环。适合成果转化的产业基金应该在追求投资回报的同时，又带着成果转化的思维，即从临床以及实验室产生的成果，最终通过资本的助力变成产品和服务回归到临床，实现闭环。以创新药领域的成果转化项目为例，很多的基金投资期与创新药项目所需要的长周期不匹配，有时产业基金还会设置一些不利于早期成果转化公司发展的机制，使得对投资领域不熟悉的医护团队陷入被动。您建议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可以有效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张文宏：对于这样的建议，事实上是非常好的，在国际上都有通行的做法——做好技术和研究的储备，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一大类临床需求药物有关的机制研究，要先做一些国家的投入。这些国家的投入，它会以各种基金或者国家经费的形式，给特定的研究实验室，比如说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重点高校或科研院所。在投入的早期，其实并不知道它是否一定能成为转化成果。但是有了这些技术储备后，我们会发现最终与市场在一起进化的过程中，我们是通过市场的需求和产业的需求，以及研究成果一起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它就会有相应的成果产出。所以我认为，在科学的研发中，对于平台的建设，我们在早期的投入中应该以无问西东的策略和精神，去把我们整个国家的产业基础做扎实。那么此时，新质生产力就会随着社会的需求和新的科学发现，随之而出。
李策：随着科学防疫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也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像mRNA疫苗的开发、大数据和机器视觉用于追踪传染源等等，都是科研成果成功转化的案例。在流行病防治上，您目前有什么比较典型的科研成果转化案例吗？它是怎样从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能否结合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一般路径？
张文宏：在我们自己的团队，长期以来也一直着力于做结核病的流行消除工作。第一，我们从事该工作几十年的时间里，从结核病免疫诊断一个方面的研究，也是基于对结核病的免疫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再做相应的结核病的免疫诊断，相应的产品也是通过转化成功在市场上广泛使用。第二，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又去找到结核病感染潜伏期的病人群体，通过长期做结核病潜伏感染的预防治疗，通过临床研究去找到非常好的临床治疗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将来用于降低潜伏感染病人的发病，就可以降低结核病在中国的整体发病率，为世卫组织提出的“2035我们消除结核病流行下降95%以上的发病率”奠定基础。
那么最近在新冠结束以后，有很多很好的疫苗载体，现在与我们团队也在做研究，也就是可以做结核病相关的高危人群发病的预防性治疗。这样的工作与我们整个研究团队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从动物实验，到药理，到整体研究的申请，再到临床实验，这些分阶段都是长期投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今天投入钱，明天就出成果是不太可能的半岛全站，所有的成果肯定都是长期的积累。在这方面有长期的积累，时机成熟它自然就会产生。
所以今天提出新质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对我们中国几十年加大科技投入，现在是加速产出的重要时间节点。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投入是既没有方向，但是又是有方向的，这就是我们国家未来新质生产力非常明确的方向。但是具体哪个项目会成为新质生产力，其实今天很难讲。这些创新产品，临床能不能用，最终是在整个的科研发展的大环境中一个个冒出来的。而且你很难说哪个一定会成为明天非常好的明星产品。但是大家为了新质生产力，解决健康中国的问题，需要大家都要在这方面长期坚持投入，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新质生产力绝不会是一个短期的概念，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中国未来科技的整体发展指明方向。我们的科技投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加大基础投入，加快转化和产业化的形成。这个思路一旦形成，我相信我们国家所有的部委，国家后续的科学投入和转化投入都会随之而变。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欣欣向荣的局面。
李策：2023年1月开始，中国医保改革新政在内地26个省市逐步落实，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计入比例发生调整，很多人觉得自己可以用的钱少了，还是看病难、看病贵。医改是改在了“术”上还是“道”上？如果方向对了，为什么就到不了那个理想的彼岸呢？
张文宏：其实，医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如果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体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上的医改都应该是一样的，而不是各个国家有各自的情况。
中国的医改走过了很多阶段。从最早的公费医疗，再到我们现在的保证基础医疗为主的医疗保健体系，在这里就会有各种问题。如果是纯公费，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看病了，事实上自主选择权是很低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公费医疗阶段，很多人看病只能到自己所在单位的卫生室或者是自己的企业的医院，到高级别的医院存在很大的转诊问题，因为公费医疗最终还是要单位买单，并非自己买单。因为既然是单位买单，它一定会控制成本。
那么，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现在的医保因为除了医保买单以外，有一部分费用，包括高端设备、高端药物可能还是要自费再自付。但是，整个医疗自主性加强了，你可以去县里看病，也可以到市里、省里去看病，整个的医疗体系逐渐会打通。
虽然中国在医疗的统筹方面有了更多的就诊自主权，但一旦有了自主权以后又带来相应的问题——分级诊疗体系很难真正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如果没有很好地建立，那么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就会出现资源挤兑。哪怕是一些非大流行下的疾病，哪怕是肿瘤，我们会看到在大医院，肿瘤病人看病是受到很多影响的。一个影响就是病人太多，病人太多就会发生资源挤兑，病人的就医感受会很差，从而觉得看病很难。但是，反过来到不是那么顶级的医院，你又会觉得他们其实是缺病人的。所以，这就涉及到整个医保资源和医疗资源的分布问题：它们并没有非常协同。
这些东西其实未来都需要改革去做，但是一旦改革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因为每一种改革都是在改变整个游戏规则。一旦游戏规则被改变以后，总有人觉得自己获益，也有人觉得没有以前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不统一的意见。所以，看病难看病贵，只要改革在进行着，你众口难调。
所以我们必须在采取改革的整个体制方面，还是要在国家整体上做深入细致的讨论，而改革不是短时间就能获得满意答案的半岛全站，大家想当然觉得公费医疗很好，但如果所有的看病都公费，就意味着我们很多的医疗购买，对新技术的落地，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新技术投入成本很高，那么价格也会高。如果用公费来全覆盖，那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公费医疗资源就可能会被随意地浪费。
所以你今天提到的是否全公费，国家能否支撑，医疗改革怎么走，既能保证创新，又是能够保证大家看病的容易度。看病容易了，又能够容易地获得新技术、新药物，事实上非常难平衡。
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怎么做，说实话，最终我们还是要把整个医疗改革体系要把它打开，就像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我们还得把它切成一块一块，把每一块都吃透了，再来决定应该怎么去做。
改革的方向是有目标导向的，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导向，我们才去做相应的事情。那么，如果今天我们为了医疗创新能够更快落地，那么很显然，我们医院就要为新技术的进入做到一定的门槛降低。不能所有的创新连医院都进不去，但是如果医院进去了以后，我们的医保到底能不能承受？怎么去控制它的新症？怎么既做到老百姓能享用新技术、新方案、新疗法，但是整个的医保成本又能有效覆盖？医保能够买单，但是又能怎么样保证医疗资源不被滥用？
因为这是一次市场性和医保买单相结合的改革，一旦市场化了，那就意味着有盈利。有盈利的话就有可能会把公费的买单、公费的医疗出现浪费。那么这种浪费，事实上浪费的是社会资源，所以这些都极其复杂，但是不能说因为复杂就不去做，而是应该把整个复杂的问题拆解成一些具体的、清晰的、小的问题，一个个予以解决。
李策：社会的进步在于改革，但是改革的阵痛难以避免。在2017年9月，药品加成就取消了，卫健委当时就说，以药补医的时代过去了。但是老百姓看病贵，是不是跟医院要创收有关系，比如说现在要提倡远程医疗，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但是财政的拨款可能只达到费用的10%甚至不到，您怎么看待？
张文宏：其实中国的医疗，目前还是以国家的公立医院为主。中国的整个医疗体系将来会更加复杂，既有公立医院，还有民营医院，将来还有外资医院。中国现在对医院体系也开始逐渐开放外资，所以将来整个游戏规则会逐渐在市场化里的占有程度越来越高。
因为将来的市场化要求所有的主体在整个的竞争过程中是比较公平的。那么只有建立了比较公平的体系，医保在里面发挥充分的作用，这个时候就能解决相应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包括现在要求远程的医疗，到底是在整个的市场机制里面如何设置，我们究竟是公益项目，还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项目。
所以现在医疗，你只要不是一个全公费的，那么这里一定会涉及到市场机制在里面运营的情况。所以现在大家就觉得我们通过整个的国家投入把远程诊疗给做起来。那么在这里做远程诊疗的同时，其实就要非常清晰地搞清楚到底谁在买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到底是一个市场的需求，还是一个公益的项目？
美国的高铁的整体路线比中国比起来就要少很多，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市场化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撑它如此大的高铁覆盖面，也就是说，它觉得做了高铁是不挣钱的。
但是我们中国现在建设了很多高铁，事实上是因为它是个民生项目。也就是说我们让中国很多偏远的地区的人也能够享受到中国各个地方便捷出行的需求，同时也对偏远地区，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这个需求。
所以大家到底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事实上都是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目标去做。但是我想总体上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医改以后，在医疗方面投入能够逐渐增加，老百姓的看病应该越来越方便，但是同时又能够支付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方案，那么这种情况下面，老百姓既能便捷地享受到新药、新器械、新技术，但是又不要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这些方面也包括在现有的市场体制下面，如何建立一个分级诊疗，所以这个分级诊疗并不是说只有在全公费治疗下面才可以建立分级诊疗，其实在市场机制下面，如果我们再详细地去分析现存的问题，也是可以建立有效的市场分级诊疗的态势。
李策：1952年，WHO建立了全球流感检测网络，各国建立了流感参比实验室，在WHO的统一协调和管理下，收集本国的流感毒株，目前的国际形势比较复杂，在您的观察里面，国际合作情况如何?有没有形成共识？未来应该如何开展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流行病？
张文宏：中国对于国际开放还有全球融合，一直秉持着非常积极的态度。现在的国际形势，整体上来讲，当然非常复杂。但是对于从流感实验室、全球的产品实验室，以及全球的数据分享，中国其实一直做得非常好。我们中国疾控会把全国的数据定期与国际的流感监测进行分享。
所以你提到新发传染病，事实上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流感，现在除流感以外的一些数据，大家分享可能是不够的。不够的原因，一是我们中国的实验室建设，能否迅速地达到国际化标准，这个需要大量投入。第二，国际化的一些路径，我们肯定是要在国际组织，包括世卫组织也好，以及相关的国际化组织。中国在里面能够积极发挥作用的组织，我们最终通过大家平等互利的形式，展开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方面，与国际积极地进行沟通和分享。包括今年6月份，我本人就要去日内瓦参加世卫组织关于结核病治疗指南的制定，作为中国专家在那里与全球进行讨论。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来分享彼此的数据和彼此临床研究结果。前段时间，我们的团队也到南非，在全球进行对于当前全球的肺炎球菌的感染情况进行交流。
对于未来，我们也在探索着如何在国家、在世卫组织这个层面，打通彼此的数据。对于传染病监测，中国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监测网络，这个网络如何在统一的标准下保障，在我们国家层面，我们如何和其他国家进行一些沟通互联。那么，这些工作其实需要在整个国际交流的层面上能够执行半岛全站，也就是说通过国际权威机构，包括世卫组织等这些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统一进行一些数据的交流。因为数据交流一定是一个国家的行为，而不是拿个人的或某个单位的数据进行交流，这也并不代表我们国际化的标准，只是个人的一些数据分享而已。
所以这次在南非的会议里面，我们彼此有对未来数据如何分享也进行了充分讨论。我认为未来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是积极的，也是务实的。我想将来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助于全球对于感染性疾病的预警以及对于未来我们全球化的生化产品的防控，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李策：国家疾控局公布的传染病疫情概况，同比去年有所增长，一方面有季节性因素，另一方面，是否有免疫系统变薄弱的因素呢？
张文宏：这里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次开放，去年冬季我们看到有很多流行病，它流行的季节峰值通过我们的监测以后都出现了一些错乱。也就是说，它不再规律性地出现，有些是平时不怎么爆发的，就是传染性疾病或者感染性疾病，在这个时候它峰值也出现了增高。
但是，整体上来讲，也和我们中国现在密切地加紧了对整个监测网的布局，各大医院加强对于临床发热病人的检测有关。我们以前有一句老话说，“没有检测就没有传染病”，现在充分地进行了检测，把以前检测得很少的一些病毒，比如呼吸道合胞（RSV）病毒也进行了检测，以及人偏肺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以前很多医院不检测，有很多医院甚至流感也不检测。
那么现在大家充分进行检测以后，又进行了上报，你就会突然发现这段时间病人怎么会增加很多。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也是通过监测的数据，我们发现监测到的病例数在增加，同时老百姓也切身体会到这个冬季发热了很多，就以为是某一种传染病，比如说新冠、比如说流感是不是又高峰了。其实去年的冬天到今年的春天，这段时间是比较复杂，是数个传染病同时出现了一个流行。
那么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现在中国为这些传染病的检测做的准备也越来越充分了。至少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前可能出现很多人感染发热，大家都很慌，但至少我们知道这段时间主要是流感为主，那我们就流感的药物要到位；这段时间是支原体、衣原体为主，我们相应的药物就要到位；这段时间又是新冠病毒了半岛全站，我们就要保护好老人，把老人的新冠用药要准备到位。
那么这样一来，对于疾病的流行态势我们就有清晰的把握。再出现疫情，或者再出现季节性流行，哪怕病例数多，我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进行引导、分流、分级诊疗，这些问题最终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李策：中国经历了SARS，经历了新冠，政府、研究院所、医疗机构等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甚至是牺牲。我们应该从每次的防疫中总结学习到什么，留下什么样的应急设施、应急机制，从而做到未雨筹谋？
张文宏：这点你问得很好。其实每个个人都在总结经验，我们应该怎么做，国家也在总结经验，全世界都在总结经验。所以我们从大的方面去讲，就是全球范围内大家都提出来我们要为大流行做准备，而且世卫组织还在反复地强调X疾病的一个风险。从我们国家层面来讲，就是从三点：
第一，加大了监测、检测和预警的能力建设，我们作为国家传播医学中心在里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国家非常重视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孵化。新质生产力的孵化需要很多重点实验室，包括我们上海市的应急传染病的应急响应的重点实验室，也包括国家实验室，其实都在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第三，国家最近也是为了这些新质生产力的落地，做了很多政策方面的改变。我相信在这里就是如何转化，快速转化也是为未来我们这些流行做很好的准备。所以未来，我们确定的大流行当然会来，但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应该会比上一次做得更好，我们应该一次比一次做得好，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我相信我们国家最近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为此做了相应的准备。
最后就是个人，无论国家做了哪些准备，但是最终我们还需要有很好的免疫力。如果有很好的免疫力、很好的生活习惯，那么我想无论是哪一种传染病的流行，我们都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在这里就希望大家，睡得好、吃得好、运动得好，那么这样一来我相信，都应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状态。我也在这里也借你们这个节目，视频前，或者是看着你们推送的这些健康宣传方面的朋友，大家都身体健康。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会好的，尽管会有很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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