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全站放下手术刀的吴孟超,依然会想起6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因为心里憋了一口气,他辗转难眠,爬起来连夜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向肝胆外科进军的报告。
就在那天白天,某外国医学代表团傲慢预言:“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起码要30年。”
自此半岛全站,这个写了19次入党申请、刚入党两年的员,就把突破肝脏禁区作为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仅用7年时间,就将中国肝脏外科水平提升至世界前列;立志要“把患者一个个背过河”的他,直至97岁高龄,仍坚持每周做两三台手术,挽救了近1.6万人的生命……
2019年1月14日,97岁高龄的吴孟超退出中科院院士岗位。吴孟超院士退休了,但吴孟超医生不会退休,他多次表示:只要拿得动手术刀,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还没有扔进太平洋,我还要继续同肝癌斗争!”
吴孟超的左胸前,总是佩戴着一枚鲜红的党员徽章——这份忠诚,源于少年时的红色记忆。
他第一次知道中国,是在1937年的马来西亚。当时,他已在那里生活了10年。
那一年,卢沟桥的炮声也传到了马来西亚。著名侨界领袖陈嘉庚领导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半岛全站、八路军、延安、、朱德……一些以前从未听过的名词和人物,开始频繁闯入吴孟超的脑海。
1939年夏,吴孟超初中毕业。按照当地习俗,需要由校方和家长出资安排学生聚餐。当钱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这个建议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于是这笔抗日捐款,通过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报。这封电报像烧红的烙铁一样,在年少的吴孟超心里烙上了红色印记——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个同学,历时一个月经新加坡、越南,从云南入境回到祖国怀抱。刚回国,吴孟超得知通往延安的道路已被军队严密封锁。无奈之下,吴孟超只能留在昆明求学打工。1943年,吴孟超被同济大学医学院录取。接下来几年,他随不断迁移的学校,辗转于云南、四川和上海。这期间,吴孟超经历了抗战胜利、内战爆发、上海解放……吴孟超也由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实习医生。
1949年上海解放时,吴孟超亲眼看到的情景,更加坚定了他加入人民军队的决心。吴孟超回忆说,那天,天刚蒙蒙亮,正在南京路中美医院实习的他打开宿舍临街窗户,发现马路边一排排战士和衣而睡。他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了:“我要加入中国!”“我要成为的一员!”
1949年8月,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海军军医大学前身)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生,前去应聘的吴孟超实现了当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1956年,吴孟超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他称之为“三喜临门”:3月28日,加入中国;6月12日,正式参军,被授予大尉军衔,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军医;随后,他又成为一名主治医生。
吴孟超一直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不是战斗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我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呢?”他坦言,“我可能会有技术、有金钱、有地位,但无法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含义有多深,的形象有多崇高。”
军人,一直都是吴孟超的本色,他也一直都有着浓厚的军装情结。身为军医,吴孟超一年四季都穿军装,而且军容严整,夏天再热,他也不挽袖子,风纪扣和袖扣都扣得严严实实。吴孟超说:“只要穿上军装,就能提醒自己是一个兵,而作为一个兵,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一刻也不能丢。”
中国是肝炎、肝癌高发地区,但肝胆学研究长期是一片空白,直至新中国成立时,都还没有单列的肝脏外科,肝脏手术更被视为禁区。1958年,某外国医学代表团来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前身)参观时甚至还傲慢地预言:“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起码要30年!”
当晚,吴孟超彻夜难眠,“国不强、遭人欺”,他连夜向医院党委赶写一份向肝胆外科进军、成立攻关小组的报告。报告完成之际半岛全站,窗户正透进第一缕晨光。意犹未尽的他,又提笔写下16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攀高峰。
很快,医院党委批准吴孟超和军医张晓华、胡宏楷一起组成肝脏外科“三人研究小组”,由吴孟超任组长。历时4个多月,“三人研究小组”用乒乓球材料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具完整的肝脏血管铸型标本。1960年初,他们又首次提出“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中国医生从此找到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
1960年,吴孟超主刀完成我国第一例肝脏肿瘤切除手术。1963年,他率先突破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成功进行世界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手术,之后还研究出符合中国人体质的肝脏外科手术技术体系,使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以上……就这样,吴孟超和他的团队一步一步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水平提升至世界前列。在1979年召开的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吴孟超以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81例、总手术成功率91.2%的经历,震惊国际医学界,让中国肝脏外科一举成为世界领跑者。
退休前,只要不出差,吴孟超每周都要上台做手术,是当时全世界仍然站在手术台上最年长的外科手术医生之一。他的手术至今还保留着几项世界纪录:切除最大的肿瘤达到18千克,患者年龄最小的只有4个月,患者手术后存活时间最长达到47年……
无论从哪方面看,吴孟超都已到达了事业顶峰:作为医学专家,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为军人,1996年被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作为科技工作者,2006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作为医院院长,获评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早在十几年以前,就开始有人不断劝吴孟超:您早就功成名就,也该享享清福了,整天上手术台,万一有个闪失,别影响了一辈子声誉。吴孟超却笑着说:“我不就是一个吴孟超嘛,名誉,那算啥?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
吴孟超说,他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与肝癌做斗争。为了早日攻克肝癌及相关肝脏疾病,2006年从北京领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回来后半岛全站,他把国家和军队奖励的600万元全部捐出,又联合6位知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的发病机理与防治”的建议案,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吴孟超近百次赴京协调沟通相关事宜。有一次,他生病刚打完点滴,又要去北京汇报。从首都机场出来时,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从候机厅到停车场短短一段路,他竟休息了七八次。随行秘书心疼得直掉眼泪:“吴老真是不要命了。”
现在,由这个建议案促成建设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已经屹立在嘉定安亭,成为世界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吴孟超的手是一双能“起死回生”的手,也是一双体贴入微的手。他创立的“吴氏刀法”对待肿瘤“快、准、狠”,对病人则是“慢、拙、仁”。
在吴孟超心中,没有什么能取代病人的位置。他从医几十年,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冬天查房时,他都要嘱咐学生,把手在口袋里捂热后再做触诊。不仅如此,在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后,他都要帮他们把衣服拉好、把腰带系好,并弯腰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对我们医生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但病人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吴孟超说。
“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可能已花光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平时,他要求医生在保证药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用哪种。在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决不让病人去做CT或者磁共振检查;如果他们带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也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他手术时,用的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缝合创面切口也从不用专门的器械。“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患者服务,器械用一次,‘咔嚓’一声1000多块,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吴孟超曾经说过:“我的时间不多了,攻克肝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争分夺秒!”
他也深知,自己只能救治有限的病人,传承和培养是当务之急。此前,凡是来医院进修的,谁都可以去观摩他的手术,还可以和他搭台手术。吴孟超亲手带过四代徒弟,培养出169名博士、博士后。现在,这些医生大都已成为我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和骨干力量。
他常常告诫学生:一定要关心病人,爱护病人,热情接待病人。“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
吴孟超,男,1922年8月31日出生于福建闽清,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已退休),中国肝脏外科的主要创始人,建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理论、技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他先后获国家、军队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共35项。1964年,原总后勤部给他记一等功一次。1996年,他被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2006年半岛全站,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1年,荣获“全国优秀员”。2012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2019年初,吴孟超响应国家院士制度改革光荣退休,为院士群体和科技界作出表率。(记者 张骏 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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