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全站多国多地连发地震人类面对灾难时怎么变得更有力？灾难医学回答了这个问题

　　半岛全站近一个月内，中国甘肃和日本本州接连发生地震。在人类的历史上，灾害从未远离，近几十年来，全球地震、海啸和水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我国也是世界上自然灾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洪涝、干旱、台风、风雹、雷电、高温热浪、沙尘暴、地震、地质灾害、风暴潮、赤潮、森林草原火灾和植物森林病虫害等灾害在我国都有发生。

　　灾难面前，人类显得如此的渺小而脆弱。怎样做才能尽可能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灾难医学这门新兴的学科正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它研究人为和自然灾难与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关系，阐明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影响和规律，寻求有效的医学救援和卫生防护的对策和措施，以便在灾难发生前做好应对灾难发生的准备，在灾难发生后及时有效地实施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病。

　　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都可以通过学习防灾知识、树立防灾观念，在每个人都不希望发生的紧急时刻，去保护自己和我们珍爱的家人。

　　1963年瑞典成立了世界第一个灾难医学救援组织——国家医学防护咨询委员会；

　　1976年由7个国家麻醉科、内科医生在德国美茵茨（Mainz）发起，成立了急救和灾害医学俱乐部，将急救医学（emergency medicine）和灾难医学（disaster medicine）的职能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这个俱乐部的成立很快引起各国医学专家的兴趣和重视，不久俱乐部更名为世界急救和灾难医学学会（WAEDM），从此世界第一个专门研究和探讨急诊医学与灾难医学的学术机构问世。

　　专家们认识到，仅仅依靠临床医生、医院内的管理模式和经验来应对突发灾难的救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WAEDM着重研究交流世界各国在医院外抢救垂危濒死患者的经验和现场的急救组织指挥。

　　WAEDM的成立，很快吸引了社会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关注。在此之后的几年里，国外学者逐渐把注意力和研究重点放到灾难医学中来，每2年WAEDM召开一次世界性学术大会。WAEDM主席Birnbaum指出：“WADEM在开发区域性救援资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学会帮助各国建立最实用和标准的教育培训模式，以提高其实际救援能力。”

　　除WAEDM外，对灾难医学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机构还有1984年成立的非政府合作组织——国际人道救援医学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umanitarian Medicine, IAHM）。IAHM主席、WAEDM名誉主席S.W.A Gunn认为：“灾难医学就是人道救援医学”“重大突发事件和灾难是可以预见和预防的”“灾难救援不单纯是一个临时应急重建事件,更是社会长期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组成元素”。

　　作为临床医学、急诊医学、公共卫生学等学科的延伸和高度集成，近2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已相继成立了全国性灾难医学学术机构和全国范围的灾难救援体系。

　　2008年汶川发生后，我国政府认真总结了地震救援的经验和教训，在各省市设立了应急救灾办公室，平时负责制订各种救灾预案、专业人员培训和科普教育，发生灾情时参与救灾的组织指挥和各部门的协同工作；在一些大学和医学院校开办了灾难医学课程，组织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有的还筹建了灾难医学专业学科，如同济大学医学院于2008年9月成立了“急诊与灾难医学系”。

　　针对我国的灾难频发实际，正式组建各类国家级、省市级综合性救援队，并将军队中具备救援和保障能力的主要应急救援力量（包括医疗队、防疫队、心理救援队、战略投送力量等）纳入国家灾难医学救援体系之中。我国确定：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防灾减灾日”。

　　我国灾难医学的发展已有20多年的历史，从整体上说，我国灾难医学的发展尚不能令人满意，主要是：救灾研究仍处于“单灾种防灾管理体系”向“综合防灾管理体系”过渡的阶段；国内尚无关于灾难医学模式系统研究的具体成果；相关法律法规、现场救援和紧急救援体系建设尚需完善；现代救援理念、科技手段、装备水平也需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大救援、全面急救知识普及和教育、物资储备、专业救援力量储备等都需要系统化、规范化研究；指挥、信息、交通工具、物资和人员使用和调配等常临时组合，缺乏整体协同应急预案,还没有做到“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等。

　　完善灾难医学救援的准备绝非一件易事，灾难医学救援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做好救灾的准备工作和完善灾难医学救援体系，从现在起还需几代人的努力。

　　数百年来，医学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灾难医学的发展和灾难医学教育始终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一次又一次灾难的发生，吞噬了千万人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救援，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经验和教训。为跟上国际灾难医学发展的趋势，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灾难医学救援体系，普及灾难医学基本知识，提高专业力量的综合救援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类灾难，发展我国的灾难医学教育实为当务之急。

　　虽然各类灾难的发生、发展规律不同，但灾难医学本身具有以下特点，需要在平时加强灾难医学教育。

　　灾难随时可能发生，灾难救治的成效取决于灾民的自救互救能力、救援机构的组织指挥能力、专业力量的快速机动能力、对各类伤员的救治能力和救援力量的环境适应能力等关键要素。灾难发生后，救援机构和人员仓促应战，面对有大批量伤员的突发现场，即使灾区已经建立了各种应对灾难的机制和预案，社区可用的卫生资源也会显得明显不足，外援力量将成为进入灾区的主要救援资源，灾区的总体救援水平直接影响紧急救治和后送的速度及效率。灾难医学救援是在应急条件下实施的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受灾群众和参与应急救援全过程的各类人员与机构，普及灾难医学的基本知识、强化专业救援力量的能力建设成为平时灾难医学教育的中心工作。

　　由于灾难成因的多样性，灾难发生地域与灾区的特殊性，灾难等级的不确定性，灾区伤员可呈现不同的伤情特点。例如，地震伤员多发建筑物倒塌时引起的砸伤、挤压伤和土埋窒息，烧伤、复合伤增加，重伤率高，休克率高；海难伤员多发淹溺（尤其是低温溺水），海水浸泡伤；空难幸存者多发烧伤、脊柱截断、大血管撕裂伤和颅骨多发性粉碎性骨折等重症。总体伤情的特点是大批量伤员集中收治，新型伤类不断出现，早期征兆凶险，重伤比例大幅增加，感染并发症更加严重，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并发症增多，应激反应伤员大量同时涌现等；伤员的伤类、伤情、伤部、伤势特点与一般创伤完全不同，这对医务人员的正确处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灾难医学教育则为完善医务人员的知识结构提供了较好的平台，无论是模拟场景的体验，还是对各种伤病救治经验的获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一般思维定势中，人们较为习惯的是实施单种灾难半岛全站、单个任务分队进行单一行动的救援模式，而对于各系统、各专业在指挥部的统一协同下如何发挥整体资源配置优势，军、警半岛全站、民实施联合救援、时效防治、高效救援、机动处置、灵活救援半岛全站、实时监控、精确救援等涉及全局救治效益的问题考虑较少，没有建立相应的机制，行动预案不完善，这是联合救援中的弱项，也是历次救援行动后期总结教训最多的内容。据此专家们认为，联合协同是灾难救援组织形式中的一种高级类型，是组织工作的一种目标模式。联合救援的目标是试图将各种组织系统、指挥系统、技术系统和装备系统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强大的整体合力和综合实力，以取得未来灾难联合救援的主动权。在我国医学教育中开设灾难医学专题研修内容，是对灾难救援的组织领导者（军地卫生行政领导）实施高层面的专门训练、模拟演习的最好训练方法。

　　重大灾难发生后，不仅灾民的生存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灾区生态环境也呈现明显恶化态势。外援救援力量进入灾区后，工作与生活环境将面临严重的困难：卫生资源匮乏，公共设施无法运行，救援现场缺乏大型医疗设备和基本的工作条件；整个灾区断水、断粮、断电，缺医少药，道路不通，信息不灵，生存条件极差；继发性灾难随时可能发生，抢险救灾工作一般与灾难的发生、发展同步进行，从而加剧了现场救灾环境的危险性。灾区人员卫生防护和防伤害知识的普及同样是灾难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国际救灾机构已基本建成联合国半岛全站、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IFRC）以及各种人道主义救灾组织在内的3个庞大救灾系统网络。我国通过政府、专业部门、各群众协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配合，统一管理全社会的共同行动。以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三级减灾管理为准则，实施全国范围内的救灾公共管理计划。灾难救援的对象是大规模的受灾人群，主要工作偏重于院外的紧急救治、院外院内的连续性救治和管理，所要解决的问题除医学问题外，还包含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的内容。灾难医学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必须对救援人员进行灾难医学教育培训。

　　自然灾害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此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深远。然而，与国外很多大学专门设立灾难医学系，备有专业教材、专著和课程设计相比，我国的灾难医学教育尚存在不小的差距。目前我国灾难医学教育体系还是空白，绝大多数医学院校尚未开设灾难医学的课程，绝大多数医务人员也没有接受过灾难医学的教育。大力开展灾难医学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在高等院校医学专业中设立灾难医学相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使医学生了解灾难医学的思想、内容及灾难救援工作的任务和方式，并为将来灾难医疗救援工作打下基础。普通高等院校医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或研究生，在进行规范化灾难医学培训的同时，选择适当的灾难医学救援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可按有关规定申请专业学位，力争取得灾难医学研究成果。

　　将灾难医学内容纳入继续医学教育体系中，研究和探讨对救援人员实施灾难医学教育培训的方法及内容。现阶段国家层面尚未建立灾难医学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因此应把在职人员灾难医学继续教育培训作为重点，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灾难事件医疗救援工作的迫切需求，重点建立院前急救队伍半岛全站，完善急救人员配备，经过急救医学知识系统培训与重点技术训练，提高并加强院前急救人员的素质。

　　对重点人群（指医学外其他行业常接触灾难事件并为救援服务的人员）普及灾难救援知识，定期开展灾难预警训练，加强灾难状态下的心理素质锻炼。尤其对交通警察、司机、消防队员等进行人工呼吸、心肺复苏、压迫止血等基本知识培训，以提高对灾难事件的医疗救援意识。可每年组织大型急救演习，包括车辆调动、救护、心肺复苏、急救知识测验、自救等技术，以提高应对灾难的救援能力。

　　灾难救援有一条国际共识，即灾民=自救者=施救者，90%的生命救援来自家人、邻居、社区的自救与互救。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越来越重视灾难医学在广大民众中的普及教育，使人们知道在任何灾难的情况下，尽自己最大努力正确应对可能遭受的伤害，保护自己，挽救他人，其所发挥的作用在整个救灾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研究报道提倡“公众意识计划”，其目的是塑造一个有知识、有警惕性和自力更生的社会，使公民能够在有关灾害管理的各项事务中，充分发挥支持政府及与政府合作的作用。

　　为此，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了解与可能的灾害袭击有关的事实，例如，可能发生哪种灾害；个人、家庭和其他亲友应该立即采取什么样的最佳行动；怎样最有效地帮助社会其他成员；政府计划如何援助公众；怎样有效地参与灾害的通信预警过程；在援助到来之前，怎样准备临时避难所和食物等，由此培养发展减灾文化。

　　减灾文化是社会在长期抵御灾害过程中，通过政府的倡导和公民的努力并为全社会所认同和遵守，具有一定灾害灾难背景下的减灾价值观念、减灾精神、减灾准则、减灾制度、减灾行为，以及蕴含于政府与公民中的所有关于减灾活动的某些物化精神的总和。目前，灾后救助的观念转变为灾前预防的方针已成为国际减灾的潮流，即完成“灾后反应文化”向“灾前预防文化”的转变。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指出，过去我国经历了洪水、台风、非典、雪灾、地震等重大自然和疾病灾害，政府并不是没有钱来防灾，而是意识没有到位。政府调集救灾物资的能力强，但民众防灾的意识弱。我国民众迫切需要建立减灾文化，如果某一场灾难让我们有了深刻的防灾减灾教训，让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更聪明了，这才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于减少灾害问题，世界会议专门指出，要大幅度减少灾害，人民就要充分知情，并积极培养防灾抗灾意识。例如，在信息管理和交换方面，向各地区群众特别是高风险地区群众提供关于灾害风险和各种防护办法的科普信息，以鼓励和帮助民众采取行动，减少风险和加强抗灾能力。在这些信息中应包含有关的传统知识、原住民知识及文化遗产，并适合于不同的目标群众，同时也要考虑文化和社会因素等。

　　在教育培训方面，将减少灾害风险的知识列入各级学校的课程，利用其他正式和非正式渠道让青少年和儿童了解情况；促进在高等院校落实地方风险管理和备灾课程；酌情考虑志愿者的作用，推广以社区为基础的培训，提高当地缓解和应对灾害的能力；确保妇女和能平等利用适当的培训和教育机会，以此作为减少灾害风险教育和培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推动对性别和文化敏感的培训等。

　　全球每年有2亿人饱受自然灾害，其中最易受伤害的是18岁以下的儿童，尤其当他们在课堂上遭遇灾害时。

　　鉴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蒲晃一郎和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秘书处主任S. Bricefio于2006年6月15日在巴黎共同发起“减少灾害风险始于学校”运动，并指出安全教育和灾害预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发起这项运动的目的是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学校课程中；鼓励在校内的施工建设能够按照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标准进行，以改善学校的安全。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蒲晃一郎在发起仪式上强调，建立预防观念的关键在于教育。如果处于灾害地区的民众懂得灾害的危险性，知道如何面对和预防，那就会减少人员伤亡，降低损失。“减少灾害风险始于学校”运动是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10年的框架下举行的。部分遭遇自然灾害幸免于难的儿童，包括英国女学生Tilly Smith也参加了发起仪式。Tilly Smith 2004年12月和父母去泰国度假时遭遇海啸，由于她曾在地理课中学到了海啸的知识，因此成功地挽救了100多人的生命。

　　本书从流行病学入手，结合临床与基础医学，实现了跨“急救、外科、心理、流行病、危机应对与管理”等多个学科共同应对灾难发生。具体内容包括：灾难医学概述、灾难的风险评估、减灾计划、灾难救援基本要素和应急救援程序、灾后防疫、心理救援以及灾难救援中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等方面，并结合典型案例介绍各种灾难的发生规律和救援特点。书中用大篇幅论述各种灾难的实例、特点、救援和善后、预防等。

　　曹广文 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军军医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肿瘤学）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岗学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上海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公共卫生优秀学科带头人，总后科技银星，全军优秀科技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荣立个人三等功四次、集体三等功两次，所领导的学科四次获得“第二军医大学标兵单位” 称号和“上海市公共卫生优秀学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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